当晚，他独自留在办公室，撰写向省发改委汇报的材料。不再用创业者惯常的激情叙事，而是采用标准的政策语言：**背景、问题、路径、成效、建议**。他在“建议”一栏写下：“推动建立‘县域政务智能化能力评估体系’，将审批效率、群众满意度、数据共享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。”

这不是请求支持，而是在尝试定义规则。

凌晨两点，宋时微打来视频电话。她刚从医院值完夜班，脸上带着倦意，却笑着说：“我妈今天问我，你们什么时候办酒？她说家族祠堂的族谱该更新了，得把你这一支单独列出来。”

“列什么？”陈着笑问。

“‘破壁者陈氏’。”她眨眨眼，“她说你打破了‘读书做官’的老传统，闯出了一条新路。”

他心头一热，却又摇头：“我不是要打破什么，我是想证明??年轻人不必非得钻进体制才能改变世界。我们可以在外面，造一把钥匙，打开那扇门。”

她凝视着他，轻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科主任看了你的新闻，说你做的事，比很多厅长都实在。”

他笑了，却没再多言。他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飞往德清。飞行途中，收到林浩紧急消息：“郫都方言模块测试失败，系统听不懂‘要得’和‘不要得’的区别，误判率高达41%。”

陈着立即拨通电话：“马上组建‘方言攻坚小组’，招募本地退休教师、社区干部做语音样本采集。同时，在界面上加个按钮：‘我说普通话不方便，请派工作人员协助’。”

“还得加个情感识别。”林浩补充，“很多人说‘要得’其实是反讽，语气硬得很。”

“那就学。”陈着淡淡道，“让AI去街头录音，去菜市场、茶馆、村委会，听真实的声音。政务系统如果连老百姓怎么说话都听不懂，还谈什么服务？”

抵达德清，他直奔政务中心。那位曾压着流程不批的科长见他进来，竟主动起身握手：“小陈总，上次的事对不住。我们班子开了会，决定全面配合。”

陈着没提旧事，只问：“现在系统卡顿还多吗？”

“少了。”对方苦笑，“就是大屏上天天挂着我们科室的‘红榜’，局长早上一来就问‘你们这儿怎么又堵了’，压力太大。”

“那就别堵。”陈着笑道，“我今晚留下，和你们一起跑一遍重点项目流程，现场优化。”

当天晚上，他和技术人员蹲在审批窗口后台，逐项排查逻辑漏洞。凌晨三点，终于将一个环评项目的并联审批时间从5天压缩至天。他拍下截图，发到工作群：“看，不是做不到，是以前没人愿意较这个真。”

回到酒店，他刚躺下，手机又响。是父亲。

“省里定了。”宋作民声音低沉却有力，“下周五，副省长主持季度工作会议，‘智政通’作为唯一青年创新项目汇报。你要做好准备。”

陈着坐起身，心跳加速。

“爸，我要讲什么？”

“讲事实，讲痛点，讲改变。”宋作民顿了顿，“别讲技术，别讲情怀。讲一个母亲为了给孩子报医保跑了三天半的故事，讲一个老会计因为重复填表突发脑梗的案例。讲清楚，为什么这个系统不是可有可无的‘锦上添花’，而是基层亟需的‘雪中送炭’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陈着握紧手机，“我会让他们听见泥土里的声音。”

挂断电话，他打开笔记本，删掉所有PPT里的术语图表，重新制作。首页只放一张照片：睢宁那位农村妇女抱着材料站在窗口前，眼神疲惫而焦急。标题是：“她，只是三千分之一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马不停蹄穿梭于五县之间。在浏阳，他推动“青年数字治理实验室”挂牌，邀请十所高校学生参与政务流程优化设计；在寿光，他亲自演示农业补贴AI预审功能，一位老农看着系统自动生成的补助金额，激动得当场抹泪：“这机器，比我儿子还会算账！”；在郫都，他带着团队走进茶馆，录下上百条方言样本，甚至请来川剧